我们正身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姿态,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放眼未来世界，我们有可能面临更加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不稳定的国际形势，更高的多重危机同时爆发和发展的风险，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认真研读《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集中学习习近平同志围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将为我们外宣工作者在新时代做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供根本遵循。

       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做工作，推动对外宣传创新，着力重塑外宣业务、重整外宣流程、重构外宣格局，努力开创外宣工作新局面。围绕外宣工作如何守正创新，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结合学习体会，我有如下几点思考：

一、在价值观层面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认同

       在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同志论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时指出，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国际秩序，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的外宣工作在顶层设计中应该有意识地在价值观层面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认同。

       首先，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是共同体产生的基础，但最终形成坚定的认同，是共同的价值观。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体》演讲中明确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明确表述人类共同价值。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倡导者和践行者。从价值观层面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弥补国家关系中利益追求的多变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能让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相互依存交融，共同面对挑战。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有着跨越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实现价值认同的基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自由人联合体”，并定义其“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章中阐述“自由联合体”作为真正的共同体与以往的“自然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的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升华，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发展和多极化趋势的时代主题判断以及和谐世界概念一脉相传，是在新时代进行的继承、丰富和再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根基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共同体这一名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对西方共同体思想的借鉴。

       最后，“西方”内涵的变迁也证明价值观的认同才能形成稳定的共同体。在当代，“西方”指的是由美国领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古代的“西方”曾仅指罗马帝国的西部，一战前特指以英、法为主的西欧。演变成如今的内涵，是在二战后美国抛弃孤立主义，通过“西方文明”概念塑造与西欧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安全共同体，打造了“新西方”内涵。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解散，这说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视角无法对此进行解释。共同的价值认同才是共同体超越上述因素长期存续的基础。

      《全球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显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个人、国家、全球治理的意义海外认可度逾60%，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民众和不同年龄的海外民众认可度差异较大。这充分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广泛的价值认同基础，但还需进一步推动该理念的传播。

二、国家形象塑造主体化，做好国家领导人、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企业和国民的形象塑造

       国家形象是指“外部公众对一国的总体认知和总体评价，其中渗透了主体对评价客体的道德判断和情感倾向，反映了国家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身份认同关系，是形象间交往互动的产物。”国家形象不是虚无、模糊的概念，是公众对客观主体产生的认知、评价、判断和情感倾向。公众对国家形象形成主观印象，主要基于对该国领导人、政府和执政党、企业和国民的主观印象。要达到国家形象塑造的目标，就必须要在操作层面将国家形象主体化，避免国家形象塑造没有目标抓手，从而导致国家形象塑造模糊化。

       中国国家领导人是中国形象的最强代表。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提到：我每次出访，不论是会谈，交流还是演讲，都要讲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讲中国梦的背景和内涵，讲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和主张，还在不少国家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据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监测数据表明,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举办的重大国际会议上的演讲被外媒引用率高而且非常正面,以中国最强音的姿态引领国际舆论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多语种在海外的成功发行、《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在海外主流媒体播出等，都是国家领导人形象塑造的成功案例。我们对外宣传工作应该进一步加强国家领导人形象塑造，这也是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是国家形象的定义者，执政党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中央的同志要讲，而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工作部门都要讲、各条战线都要讲。政府发言人是中国声音的代表。我国日渐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让新闻发言人越来越成为公众了解中国的渠道。积极发挥各级新闻发言人的作用，通过专业的培训和统一协调的安排，让新闻发言人在国家形象塑造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其形象塑造应该要引起足够重视。因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不同而产生的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让中国共产党形象模糊，海外公众对其不能建立全面、清晰、积极的形象认知。

       企业的产品是普通公众接触某一个国家相关信息并产生主观认知、评价、判断的最普通、直接的对象。近年的《全球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表明，中国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不佳依然是国外很多普通民众对中国产生负面认知、评价的主要原因。推动建立“中国品牌五洲行”等国际推介活动，增强中国品牌的海外认知度，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不仅能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也能让国外普通民众对中国产生更加积极正面的主观评价。

       国民是国家形象的最庞大的代言人。每一个中国人在海外都是中国形象的代言人。2019年全国边检机关检查出入境人员6.7亿人次，同比增长3.8%；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5亿人次，外国人入出境9767.5万人次。2035远景目标中有“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的要求；十四五规划中也有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目标。随着中国公民出境数量和频次的增加，提升国民素质和国家形象代言人的意识成为国家形象塑造越来越重要的内容。目前网络的普及已经将世界联通，无需跨越国境，在网络空间中理论上任何人都可能产生国际传播的影响力。要重视网络公共外交，这不仅需要对网络公共外交进行有效引导，还需要从战略布局中将其纳入其中。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动员各方面一起做思想舆论工作，加强统筹协调，整合各类资源，推动内宣外宣一体发展，奏响交响乐，大合唱，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围绕上述四大主体展开外宣活动的整体规划，统筹安排，整合资源，才能让外宣工作更加系统、综合与协调。

三、内容输出产品化，通过市场实现中华文化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的增强

       我们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国家领导人、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企业和国民为国家形象塑造的主体，做好国际传播，要将内容输出产品化，注重依靠市场的方式实现外宣诉求。

       为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近年来我国在海外媒体搭建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对华的政策取向转为全面性战略对抗、有针对性战略围堵、选择性战略脱钩，我驻外媒体在海外工作的空间被大幅挤压：中国驻美媒体被宣布为外交使团，人数和签证严重受限；美国政府与新媒体公司联手扼杀新媒体平台Tiktok；西方社交媒体封杀、限流“中国账号”，我驻澳记者被突击搜查等。面对新的国际传播环境，我们在有针对性地提高斗争能力的同时，也要更加重视利用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价值认同和增强文化影响力，这就需要我们将包含上述目标的内容产品化。

       美国通过好莱坞的电影、可口可乐的品牌推广、HBO与奈飞、亚马逊的文化产品等实现了“西方文明”的世界化推广与认同。没有国家会把好莱坞的电影公司、饮料品牌、电视频道和互联网购物平台归类为外交使团，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通过内容产品和服务形式，实现了价值输出和文化传播。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目前，我们的内容产品输出无论是影视产品、书籍、演出、会展在规模、质量和影响力方面都有很大提升空间。近年来中国的游戏在文化“走出去”方面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因为其先天的产品属性，在塑造自身产品特色时加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在客观上起到了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作用。利用市场实现文化“走出去”和软实力的增强，需要内容产品化，提升我们内容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积极成为国际文化市场的有力竞争者，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入或者站稳国际传播渠道。如此，我们的内容产品才能逐渐摆脱传统传播渠道的路径依赖，减少我海外传播渠道购置的资源配比，整合各方资源增强内容建设的投入，鼓励创新，从而起到重塑外宣业务、重整外宣流程、重构外宣格局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但习近平同志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要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以及2035年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需要我们在不断提升自身认识和实践本领的前提下，以《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为根本遵循，常读常新，常新常读，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保驾护航。